傅雷对待文化遗产和优秀传统文化的态度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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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书》中，傅雷在多处对中西传统文化作了比较。比较后的结论是：除了冲突与矛盾，东西方两种文化也彼此吸引，相互之间特殊的魅力使人神往。东方的智慧、明哲、超脱，要是能与西方的活力、热情、大无畏的精神融合起来，人类可能看到的是另一种文化，这是站在世界文化的高点来观察它们的发展大趋势的。

“真正的知识分子所独有的，就是对祖国文化的热爱。”傅雷在家书中提出了这样一个命题。所谓知识分子，通俗地说，当是具有相当丰富的文化知识的人。

在世界实现大同以前，一个知识分子首先要具备的当是自己祖国的文化知识，而且必须热爱祖国的文化知识。同非知识分子相比，这一点当然是他们“所独有的”。否则，算什么知识分子？真正的知识分子倘连祖国的文化知识也不热爱，爱国之情何在？

前两年，我们有些大小文化“精英”，把中国传统文化比成“酱缸文化”、“**文明”，一概予以否定，把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说得一无是处，把中国人的性格描述和论证得丑陋不堪；而把西方文化吹得天花乱坠，主张在中国“全盘西化”。

倘傅雷九泉有知，会指斥他们数典忘祖。傅雷看到傅聪在国外生活多年，民族性格、特征保持得那样完整，他为此快活得心儿直跳，夸傅聪不愧为中华民族的儿子!他说，你我的民族自觉、民族自豪和爱国热忱无一星半点的排外意识，这是一个有根有蒂的人应有的感觉与感情。

儒道互补的现实意义

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分野 选自光明日报

2009-06-16作者:汪信砚查看评论　进入光明网BBS　手机看新闻

内容提要　根据我国现行的学术体制和学科分类，我们习惯于把所有的学科分为人文社会科学（文科）与自然科学（理工科）两大类，这种分类其实是有问题的：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是很不相同的东西，将它们笼而统之

地称为人文社会科学、甚至将人文学科完全并入社会科学是很不恰当的。其实，人文并不属于科学，人文学科与科学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区别：第一，旨趣不同；第二，致思方向不同；第三，思维方式不同。

根据我国现行的学术体制和学科分类,我们习惯于把所有的学科分为人文社会科学(文科)与自然科学(理工科)两大类。这种分类其实是有问题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它把人文也视为科学,并称之为“人文科学”;二是它认为所谓的“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是一类的东西,有时甚至把人文学科完全并入社会科学;三是它认为社会科学比较接近于所谓的“人文科学”而区别于自然科学。

其实,人文并不属于科学。今天我们所说的“人文科学”的英文对应词叫做“humanities”,而“humanities”根本就不属于科学(science),相反,从某种意义上说,它还是与科学相对的东西。从西方古典时代以来,“humanities”主要包括哲学、史学、语言文学、艺术等等,《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将它翻译为“人文学科”,这是比较准确的。人文学科之外的社会科学也好,自然科学也好,则都属于科学,也就是说,社会科学是比较接近于自然科学而区别于人文学科的。那么,humanities与science,即人文学科与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到底有些什么区别呢?我想,这种区别主要有三:

第一,旨趣不同。一切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其目的都是要揭示对象的性质和规律、获取关于对象的尽可能普遍的知识,其所要回答的主要是对象“是什么”、“怎么样”以及“为什么”等问题。与此不同,人文学科的根本目的不是要获取关于对象的知识,而是要探寻人的生存及其意义、人的价值及其实现问题,并由此表达某种价值观念和价值理想,从而为人的行为确立某种价值导向,其所要回答的主要是对象“应如何”的问题。可以说,科学是一种纯粹的知识体系,一切科学都是一种“物学”;而人文学科则是建立在一定知识基础上的价值体系,一切人文学科都是一种“人学”。比如说,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也研究人,但它们只是把人当做一种既成的事实性存在即当做一种“物”来研究,致力于发现支配人这种事实性存在的种种规律,因而它们对人的研究与对别的存在物的研究并没有本质的不同。与此不同,人文学科不是把人当成一种既成的事实性存在而是把人当作人即当作一种始终未完成的存在物来研究。可以说,科学研究和人文学科的研究都是要探寻某种东西,其中,科学研究所要探寻的是事实,如电子、人的生理特点或心理活动规律等等,它所要探寻的东西本身是确定可寻的,而一旦探寻到了这种东西,一项具体的实证科学研究即告完成;人文学科的情况则很不相同,它所要探寻的东西从一开始就注定是找不到的,或者说,先前的探寻者总是以为他们找到了而后来的探寻者却认为他们并未完全找到。但是,这丝毫也无损于人文学科的重要性,人文学科的重要性也不在于它探寻的结果而在于探寻的过程。这是因为,人文学科所要探寻的东西是人的生存意义或人的价值,而人的生存意义、人的价值并不是现成地摆在什么地方等待我们去发现,而是在人文学科的探寻过程中不断地被开掘出来、不断地生成着。正是通过对于人的生存意义、人的价值的永无止境的开掘和追问,人文学科不断地从新的方面、新的高度展示出人不同于任何其他存在物的始终未完成状态。

当然,人文学科也要研究物、研究各种事实性存在的性质和规律,但它决不满足于、决不止于发现对象的性质和规律,而总是要进一步追问如此这般的对象、对象如此这般的性质和规律对人的生存和发展、对人的价值及其实现有何意义。

第二,致思方向不同。对于科学与人文学科在致思方向上的区别,新康德主义弗莱堡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李凯尔特曾作过说明。李凯尔特曾分析过文化科学(大体上相当于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的区别。他认为,因为要发现一般规律,所以自然科学在研究对象时总是致力于“抽象化”或“普遍化”,也就是说,它总是致力于把个别事实归结为某种规律的作用和表现,并把特殊规律提升为一般规律,从而抽象出越来越普遍的规律。因此,用科学的眼光来看人,人必然被抽象为无差等的“类”。与此不同,文化学科在研究对象时则总是致力于“具体化”或“个别化”,它强调和珍视各种个别的东西、富有个性特色的东西、独特的东西的价值,并借此来开掘人的生存的丰富意义。文学、史学、哲学的研究都莫不如此,它们都是只有在表达了一种独特的价值时才会受到人们的重视。

李凯尔特的上述看法是有道理的。其实,不仅自然科学的致思方向是“抽象化”或“普遍化”,而且社会科学的致思方向也是如此。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等社会科学学科都旨在发现支配某一社会生活领域的尽可能普遍的规律,并力图用这种普遍规律去解释个别的社会事件。在19世纪后期这些学科刚刚独立的时候,为了获得成为“科学”的入门券,这些学科甚至还不得不服从自然科学的“科学”标准,并大量借用自然科学的方法。20世纪以后,特别是当代以来,各门社会科学逐渐形成了与自己的独特研究对象相适应的研究方法,但在致力于探索和发现支配本学科研究对象的普遍规律、获取关于本学科研究对象的本质和规律的普遍知识这一点上,却没有任何变化。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变化,那就是它们由于有了合用的、更有效的方法而比以往做得更好。总之,“抽象化”或“普遍化”与“具体化”或“个别化”,是一切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在致思方向上的重要区别。

英国著名科学家和作家斯诺在他的名著《两种文化》一书中分析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对立和区别时,曾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科学文化的进步是谁都不会怀疑的,但人文文化的情况却并非如此,比如说,我们很难说我们今天比莎士比亚时代的人能更好地理解莎士比亚。这个问题的实质在于:人文学科在其历史发展中是不是在不断地进步着呢?显然,这个问题是由人文学科独特的致思方向引起的。我认为,就历史上人文学科领域中的每一重要理论或思想都表达了一种独特的价值观念、价值理想而言,它们在人类思想史上都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因而永远不会过时;但就各门人文学科研究在不断地从新的方面、新的高度开掘出人的生存意义、探寻到人的价值而言,各门人文学科又都在不断地实现着历史性的进步。

第三,思维方式不同。各门科学都以探寻对象的性质和规律、获取关于对象的知识为己任,这样一种旨趣决定了一切科学的思维方式都必然是实证的。比如说,你要探索金属的导电性,要揭示水的沸点或冰点,要弄清商品流通和交换的规律等等,你就必须进行实证的研究,并用实验或实证材料来说服人们相信你的研究结论。与此不同,人文学科的旨趣在于表达一定的价值观念或价值理想,因而它的思维方式不可能是实证的,其中,尤其是哲学的思维方式是非实证的。人文学科中那些体现出某种人文精神的命题,往往看起来是一些事实命题(作为对事实的描述,事实命题的典型特点是可以用“A是P”的句式来表达),而实际上却是一些价值命题(作为对某种价值观念或价值理想的表达,价值命题的典型特点是可以用“A应该是P”的句式来表达)。例如,普罗塔哥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丹纳的“艺术是一种既高雅而又通俗的东西”等等命题,都莫不如此。这些价值命题既不能从事实命题中推导出来,也不可能用经验来予以验证,它们都是非实证的。

当然,我们说一切科学的思维方式都是实证的,并不是说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实证性或可证实度都是一样的。自然科学的命题都是价值中立的事实命题,它们原则上都是可实证的;与此不同,虽然社会科学的命题也是事实命题,但由于这些命题所意指的社会事物往往与研究者之间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利益关涉,因而这些命题在多数情况下并不完全是价值中立的,其实证性实际上比自然科学命题要低得多。不过,社会科学家们常常倾向于为他们所提出的社会科学命题的价值中立性作辩护,因为价值负荷的存在毕竟会损害社会科学命题的科学性,它们本身是社会科学命题不完善的表现。按照其总的旨趣和致思方向,社会科学命题必然会不断地趋向于价值中立,不断地提高其实证性或可证实度。

同样,我们说人文学科的思维方式是非实证的,也并不意味着各门人文学科的思维方式都是一样的。虽然各门人文学科的根本旨趣是相同的,都是要揭示人的生存意义、探索人的价值及其实现途径,但它们的思维方式也是很不相同的。其中,文学和艺术是表达性或“显示”性的,语言学和历史学是理解性的,而哲学则是反思性的。

总之,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是很不相同的东西,将它们笼而统之地称为人文社会科学、甚至将人文学科完全并入社会科学是很不恰当的。

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的历程

1、儒道互补是一种人生智慧。

人生难得，不知多少机缘的凑合才会产生一个生命；而这个生命又需要家庭的抚养，社会的培育才能成才，所以人生不可虚度。如何认识人生，如何度过人生，这是一门大学问，无边无涯，深不见底，同时又是智者见智，仁者见仁，各有不同的见解和选择。儒道互补的人生观应当是一种较佳的选择，因为它是一种大智慧，其妙处在于指导人们在现实与超越、前进与迂回之间取得恰当的平衡，从而保持自我，使生命有后续力。

按照儒家的“尽性之说，一个人应当把自己本来就具有的潜能，包括德性、才智和情意，充分发挥出来，并且尽可能去帮助他人发挥其潜能，还要推动万物各尽其用。这便是《中庸》所说的“尽己之性而后尽人之性，尽人之性而后尽物之性”。性之所有，大小侧重各有不同，不能要求一律，但要尽最大努力去做。儒家主张“尽人事而后听天命”，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但事情的结果有相当一部分因素为人力所不能支配，所以不能强求。“天命”是指人生所可能达到的最大限度，故人事未尽不可以言天命。按照儒家的人生哲学，人们应当积极地对待人生，利用一切条件去学习、深造、修养，使自己在“仁、智、勇”诸方面都得到健康发展，并以此为出发点，主动参与社会改革和建设事业，关心他人，关心群体，为大众做有益的事情，这就是“成己成物”。

不过人生又是一个艰难跋涉的旅途，不仅道路迂回曲折、千难万险，而且不如意的事十有八九，俗话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如果急于求成，或者事事求好，或者固执强行，必然到处碰壁，一身烦恼，弄不好会走向悲观主义，放弃生活。所以人的性情一方面要主动求进、刚强不屈，另一方面又要舒缓从容，柔韧难折，这就需要道家的智慧。道家智慧至少可以给我们三点启示。其一是有所为必有所不为，不仅要学会争取，还要学会放弃。《淮南子》说:“辞所不能而受所能”，有所放弃才有所收获，这与老子“欲取固予”的智慧也是相通的。其二是顺应自然，因时制宜。事情经过努力仍未成功是由于机缘未至，不妨退一步等待，直到水到渠成，而不强行妄为。老子说:“不知常，妄作凶”(十六章)，这句话应牢牢记住。其三是保持超脱潇洒的心态，对于世事看得开放得下。同那些日常的是是非非保持距离，在做生活的主人的同时也不妨做个旁观者，站高一步，对事物采取“以道观之”的姿态。身不为形体所役，心不为外物所使，自得常乐，这样就会获得一种精神上的自由。道家的生活态度使人的生命富有伸缩性，帮助人去承受各种打击而不丧失生活的乐趣。

儒道兼修，互补为用，实在是一种较理想的人生。当进则进，当退则退；有些事情积极，有些事情消极；热心于社会公益事业，同时又给自己留下足够的精神空间。中国优秀的知识分子往往以儒道互补作为自己的人生信仰，用以安身立命，而不必去信奉一种宗教。儒道互补仍将为现在和未来的人们提供一种积极入世又富有超越精神的人生哲学，人们将从其中获得教益。

2、儒道互补是一种政治艺术。

政治是集团利益的集中体现，是现实性最强和斗争最尖锐的领域。当政治手段不能解决问题时，往往发展成为军事冲突，造成人间的许多悲剧。儒道互补可以提供一种不同于斗争哲学的政治理念，它主张用高度理性化的智慧去处理复杂的现实问题，以造福于人类社会。

儒道互补的政治理念，首先在社会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提倡分工协作，各得其所，使政治管理回旋于有为和无为之间。政治管理必须有所施为，现代社会管理尤其需要管理者日理万机，全身心地投入。按照儒家的理念，管理者要“为政以德”(《为政》)，关心民众疾苦，实行仁政，使民众富裕起来并受到良好教育。是否管理越多越好呢?并非如此。按照道家的理念，政治管理又必须“无为而无不为”(四十八章)，也就是说管理者不专断不包办，其职责是为民众创造发挥才能的良好环境和社会保障，这样民众自然就会各在其位，各谋其职，各尽其才，形成共同管理、共同参政的局面。

其次，在国家、民族、集团之间，提倡通和之学。儒道两家都反对侵略战争和以强凌弱，主张和平友好。儒家提倡“和而不同”(《子路》)、“和为贵”(《学而》)。儒家认为人类是一个大家庭，休戚与共，痛痒相关，因此人们应当有一体之爱。王阳明说:“天地万物一体之仁”(《大学问》)，人们不仅应该爱同类，还应该爱自然万物。人们之所以彼此隔膜和敌对，是由于得了病，才“麻木不仁”。道家提倡慈德，坚决反对战争。老子说:“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三十章)，“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三十一章)。又说:“天之道利而不害，人之道为而不争”(八十一章)。道家认为“道通为一”，世界上的事物本来是一个整体，互相联系，彼此依存，不应人为加以割裂。

儒家的“和”，既反对“斗”，也反对“同”，它主张多样性的和谐。为了和，必须沟通。中国近代思想家谭嗣同提出“仁以通为第一义”(《仁学》)，用道家的“通”解释儒家的“仁”，所谓“通”，是指开放、交流、沟通。仁爱通和之学最符合现代社会的需要。现在的人类由于经济全球化趋势和信息、交通的发达，已经成了名符其实的地球村，国家、民族、集团之间的共同利益开始大于它们之间的分歧和对立，所以在处理国际和族群间的争端时，必须用仁爱通和之学来取代斗争哲学，开展对话，促进沟通，淡化宿怨，实现和解，此外人类没有别的出路(参看牟钟鉴:《宗教在民族问题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

3、儒道互补是一种文化理念。

人类创造了高度发达的文化，包括具有价值体系和审美功能的哲学、宗教、艺术，也包括十分先进的科学技术。但是，现代科技文化在提高人类素质和生活的同时，又使人类外向化和工具化。现代人可以拥有汽车、楼房、电脑，但难以拥有真情、纯厚和青山绿水，这是令人悲哀的。这里需要两个平衡:一个是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平衡；一个是人文主义与自然主义的平衡。科学主义认为科学是万能的，可以解决人类面临的一切问题。事实上科学属于工具理性，它是造福人类的手段，却不能解决意义世界的信仰失落和道德滑坡，科学的成果被用于不正当的目的，还可以给人类带来严重危害。儒家重人文重教育重亲情的文化精神，可以纠正科学主义带来的人情淡薄、人心冷化的弊端，恢复理想、信仰、道德的尊严与热情。人文主义当然是好的，它可以促进文化的繁荣。但是过多的人为，过度的人情，过重的教育和过繁的法律法令又会造成人与自然的疏离，人与纯朴真情的疏离。道家重自然重质朴重回归的文化精神，又可以弥补偏面的人文主义带来的人情拖累和生态恶化的弊端，恢复人性的纯朴和优美的环境。儒道互补可以在这个重理轻文、重物轻人、重现实轻理想的现代社会，为人类文化的未来发展找到一个健康的方向。人类必须重视儒家的“仁义”理念，和道家的“自然”理念，努力建设一种新型的生态文明，这种文明包括人文生态和自然生态。人文生态要求人性内部的德性、才智、情感的平衡，要求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自然生态要求人与自然之间形成和谐互动的良性关系，自然界自身形成生态链条之间的良性循环。下个世纪的人类应当借鉴儒道互补的文化理念，走出一条新路来。

宇宙三大定律，你知道几条

近代社会是从古代社会发展而来，历史的分期存在于历史的延续中，近代社会的变迁只有同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结构及与此联系的生活、风俗相对比，才能得到认知和说明，近代文化的状貌也只有同传统文化相对比才能得到真切的认知。为了勾勒出近代文化嬗变的脉络，我们先对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做一个简述。

一

中国古代几千年，人们在宗法血缘关系与小农经济相结合的社会生活中，创造了发达的农业文明，同时也造就了一种成熟的伦理——政治型文化模式，从先秦儒、道、 墨、法等诸子百家到汉代独尊儒术再到宋明理学，使这一伦理——政治型文化体系越来越成熟，这种文化模式塑造了中国人的文化观念，其价值趋向就是注重伦理道德，追求社会的安定和人际的和谐，注重心理感情的安逸，注重内在超越的精神价值。这种传统文化观念伴随着小农经济和大一统的政治等级制度，维系着传统社会生活得以平稳缓慢地运行。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儒家思想文化。儒家思想文化归结起来有三个主要内容。第一，天道的观念，儒家信天，言天，天即是指自然界的天，又是指主宰人世之天。这个天不象基督教的上帝，有一个具体的形象，但它在冥冥之中安排人世间的一切，天有五行，木火土金水，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为冬、金为秋、土为

季夏、火为夏、木为春、春主生，夏主长、季夏主养、秋主收、冬主藏。天的意志为天命，儒家讲，人道和天道是相通的，为人道可以参天，王者不可以不知天，王者要观天道而行事。显然这种人格化的天带有相当大的神秘性。在这一观念下，儒家借助于天的权威又竖起皇帝的权威，皇帝的另一个名字叫天子，即上天的儿子，为天子受命与天。因此，圣旨诏书的开头语，常是“奉天承运”。这样，皇权在观念上同天道连在一起，皇帝就是上天在人间的代表，在世代承袭的过程中积淀而成为传统。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天道的观念根深蒂固像山一样压在中国人的心头，如此的沉重而无法解脱。第二，大一统的思想。儒家认为，“春秋”中国的大一统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大一统是天经地意不可违背的事情。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儒家大一统的理论，反对和制止了许多可能出现的动乱和分裂，曾经起到过巨大的凝聚作用。但我们也要看到，大一统的理论总是在维护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排斥了许多不应该排斥的事物，并由此在某些方面也阻碍了社会的发展。第三，纲常伦理，这是儒家政治文化思想的核心，自西汉以来成为维系封建制度的精神力量。在政治生活中它关注的不是每个个体的人，而是人与人之间的义务关系。它强调人应当遵守他在社会关系中所承担的角色和规范。而中国封建社会从来就承认人与人的不平等，正是在承认不平等的前提下儒家提出了调整人际关系的“三纲五常”的思想，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即为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种伦常关系，叫做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种典型的封建社会的人伦关系是建立在宗法血缘关系与小农经济相结合家族取向很深的社会之上的。封建社会的国家实际上就是家族的扩大。于是儒家将家族的人伦关系政治化，提出忠孝合一，家国合一，道德教化的政治思想。在儒家看来，既然国家是建立在三纲五常的人伦关系之上的，那么治理国家就不能依靠武力，而要靠统治者的道德教化，靠统治者自身的道德修养，所谓诚心、正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家的政治理想是建立在对个人人格的要求之上的，对政治事物的关心和参与也就只限于圣君贤相，或士大夫阶层。而一般的民众只能期盼“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理想境界出现。纵观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儒家的道德政治在现实生活中很少实现，圣君不多，昏君暴君却比比皆是。所以说儒家的道德政治带有很大的空想成分。

二

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是完全不同质的两种文化，这种不同不仅仅由于两种文化的模式和形态不同，更由于两者还是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上的文化。即中国传统文化是封建文化、农业文化，西方近代文化是 资本主义文化、工业文化。西方近代文化同中国传统文化相比是一种高势能文化，它传入中国后必将对封建的意识形态、思想文化以巨大的冲击，最终的结果是动摇封建社会、封建制度的根基。因此，当西方文化传播进中国后，必然要引起封建势力的顽强抵抗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发生激烈的冲突。因为，从封建的伦理纲常以及相应的价值观念出发，是很难接受西方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观的。正如近代思想家严复在分析中西文化之异时所指出的那样：“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洲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重讥评。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舒；中国尚节文，而西人乐简易。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其于祸灾也，中国为天数，而西人持人力。”由此可见，中西思想文化的差异是全方位的。因此，自明末西学东渐以来，中西文化的冲突一天也不曾停止过。而是随着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深入变得更加激烈 。譬如人所熟知的1867年的“同文馆之争”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修铁路之争，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派遣留学生之争，以及再后来的剪辫易服之争等等，都惊动了朝野上下，红墙内外。近代史上的戊戌变法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更是中西文化、新旧文化大规模的、深刻的、全方位冲突的总爆发。

三

与中西文化冲突相对应的是中西文化的融合。这种融合也贯穿近代社会始终。如果文化冲突是不同质的文化相遇后所发生的排斥现象的话，那么文化的融合则是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补充和相互整合。发生在中国近代的文化融合主要表现为，中国文化主体在保持其基本民族形式和某些民族精神的前提下，对西方文化的吸收和整合。例如，康有为在戊戌变法时提出的“泯中西之界限，化新旧之门户”的思想，严复主张“必将阔视远想，统新故而视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而后得之”；孙中山则强调说“发扬吾国之文化，且吸收世界文化而光大之，以其与诸民族并驱与世界”。这些都是近代思想者对文化融合重要性的基本看法。

近代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经历了一个由抵触到认识到学习再到主动吸收这样一个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过程。19世纪二三十年代林则徐、魏源等人提出，开眼看世界，师夷之长以制夷的思想，主张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接着冯 桂芬在《校宾庐抗议》中提出“采西学”、制洋器“。“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主张。到洋务运动中，则发展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说在对三纲五常、封建君主制度以及正统儒学决不触动的前提下， 吸收西方文化中可以利用的部分。用中学来包融西学。由此可见，在洋务运动以前传统文化对西方文化的接纳完全是一种被动的行为，是不得以而为之。文化的融合是低层次的，内容是有限的。但是，随着“洋务运动”的深入，随着对西学的介绍和西书的翻译的日渐增多，从洋务派中蜕化出一批早期维新思想家，他们把“洋务”从原来狭小的范围，扩大到政治和文化领域。并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主张效仿。在此基础上，19世纪末叶，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新的启蒙思想家们终于振臂崛起，掀起了戊戌变法运动，他们把西方进化论、民权论及各种政治社会学说作为变法的理论根据广泛地介绍传播。积极地开拓资产阶级的新文化，主张在政治制度、文化教育、文化设施、科学技术等诸多方面进行改良和改革。戊戌变法对中国传统文化走向近代化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它标志着中国对西方文化的接纳由被动完全转为主动，标志着对西方事物的整合，已从器物层面深入到制度层面了。在以后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更是一个有力的证明。辛亥革命后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近代真正意义上的文化革命，在这场革命中，中西文化的融合又深入到了人们的心理层面。

总之，西方文化的冲击与挑战，中国文化的应战与选择，一直伴随着近代文化形成的始终。其中，“冲突”与“融合”，是近代文化演进中的两大主题。冲突与融合的种种表现，不仅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所独有的文化现象，也是世界文化史上即具有一般规律、又极富典型意义的文化特例。

宇宙三大定律，你知道几条？

《什么是宇宙的三大定律？》之问题的答案 耿阁（鸣天士君）著

耿阁

研学天理

来自专栏中国哲学昭日月

《什么是宇宙的三大定律？》之问题的答案

耿阁（鸣天士君）著

什么是宇宙的三大定律？

答曰：“宇宙的三大定律就是即：“真正的带有根本基础性的终极意义性的宇宙三大定律是我国神明的《周易经》之《大易经》的之其易理之哲理所蕴含孕育的宇宙事物的平衡不平衡或然平衡的“阴阳平衡的原理”所显示着的所证明着的所揭示着的”。（一）：宇宙的第一大定律是宇宙事物的平衡定律。（二）：宇宙的第二大定律是宇宙事物的不平衡定律。（三）：宇宙的第三大定律是宇宙事物的或然平衡定律。

●●●整个宇宙事物的物质运动的总体始终的变化过程的因果状态都是趋于平衡的。整个人类社会的繁衍生息发展进步都是为了某种平衡的需要。（来自天涯社区客户端）

●●●及於所谓的什么：（“对立统一”、“量变到质变”、“否定之否定”、这三大规律就是宇宙 三大定律！）之问题的思想理论之观点观念理念的说法提法的认知是不妥的是有待于商榷并需要予以纠正的。“对立统一”、“量变到质变”、“否定之否定”事物规律仅仅只是事物的一般性的规律，之其其之的这三种规律充其量仅仅只能算是宇宙事物中的成千上万的规律中的一般性的小规律小道理而已”。 耿阁：草於2020年2月24日晚上7点35分 〖（什么是宇宙的三大定律？之文的留言评论 自然社会经济发展变化2019-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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